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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的兴起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网红”，即网络红人(Online Celebrities)。所谓“网络红人”，其本意是指“那些在现实社会或者网络空间中，由于某些行为、某个事件被广大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1]。如今，网红的概念已不单单指代某一类群体，而是扩展至物品、景点、行为和事件等。围绕着网络红人、网红物品、网红景点和网红事件等形成了网红文化与网红消费。网红文化是“一种小众的、受一定群体追捧的，在行为方式、价值观方面与主流文化存在一定差异甚至背道而驰的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2]。

　　自2014年始，视频类应用大行其道，立体动态的视频阅读成为新潮流。以Papi酱为代表的网红开始通过短视频而不是图文进行传播，短视频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信息传播进入宽频时代。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普及，带领网红文化进入全民直播、全民狂欢的“网红”经济时代。如果说Papi酱的内容生产仍属于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 PGC)的话，那么如今的网红文化已然走向全民化、泛娱乐化。

　　目前，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直播电商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网红经济步入以虚拟社交为主要特征的Web3.0时代，网红们力求以更加新颖的内容创作形式吸引消费者，其所创作的内容转化为虚拟世界的社交资产，由此搭建与受众的社交链接，继而实现流量变现。其中，作为观者的消费者是隐匿的，除非他主动点赞、评论或转发。这种轻松愉快、安全而又隐秘、独享而不被父母围观的文化消费和人际交往方式，为青少年营造了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

　　网红文化作为一种泛娱乐的大众文化，它本身不具有严肃文化的异化功能和超越性因素。所谓高层文化中的超越性因素，是指高层文化区别于商业活动的罗曼蒂克幻想，其文化内核传达了一种与“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同可以预测并可以获利的秩序的有意识、有步骤的异化”[5]。而网红文化内容的通俗化、娱乐化损害了其作为文化的超越性。MCN (Multi-Channel Network，即多频道网络，是一种新的网红经济运作模式)机构的规模化、专业化运作，网红群体被批量生产。当青少年目睹着大批青年攀上资本快车，实现巨额财富增长后，其人生选择与价值观念受到有用性观念的驱使，使得“一切超越性的东西都必须在有用性面前接受拷问，这实际上也是世俗化的社会对于超越的东西的质疑”[6]。网红文化的逐利性使青少年“仅从一个角度去看待一切事物：有用的观念可以用来衡量一切……任何客体都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价值”[7]。懵懂的青少年在作出人生决定时，纷纷将网红作为参照标准，这无疑表明他们被资本的洪流裹挟。网红文化的反文化倾向，正侵蚀着青少年的理性判断，使他们的价值观单一、缺乏理性，成为网红文化的盲目模仿者和追随者。

　　抖音等短视频之所以能风靡网络，在于其独特的情感与表达方式，该方式很好地契合了斯拉沃热·齐泽克所发现“迷幻”情景。在齐泽克对韩国歌曲《江南Style》的分析中，他认为该歌曲“驱使听者进入了一种集体迷幻状态，数万人叫嚷着，以整齐划一的节奏跳起了曲子里的骑马舞”[8]。这恰如当下抖音短视频的情感表达，单调且重复、空洞又乏味的音乐充斥着网络。青少年在这种空洞的娱乐旋涡中一个接一个地刷着短视频，让人欲罢不能。而至于听者为什么会不断重复这一行为，齐泽克认为是因为欣赏这个曲子给主体带来了某种如闻自己汗味儿、抠鼻屎的私有仪式的强烈满足感。

　　但是，笔者更愿意相信，个体沉迷于抖音短视频等网红文化消遣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对现实的失控，这种对现实的逃避在个体对网络世界的疯狂追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网络世界中，对网红的“观看”、“凝视”使个体获得了空前的掌控感，作为“看客”的话语力量经由网络舆论的发酵，形成左右网红行为的微观权力，这种由“观看”产生的力量补偿了他们在现实世界中不被重视的需求与无法获得的力量，青少年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陷入一种疯狂状态，并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在黑格尔那里，这种疯狂是一种从现实世界退离的姿态，“它是灵魂的自我封闭与‘收缩’，在疯狂状态中，灵魂切断了自身与外部现实的联系”[8]。这种自我退离的存在体验，正如笛卡尔在“我思”过程中的体验一样，当主体由对外部世界的关注退回到自身、聚焦于自身时，主体周遭的一切现实都因被悬置而成为消退的幻觉，而这进一步加深了青少年对现实世界的冷漠与疏离。

　　青少年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网红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首先，网红文化促使青少年盲目追求与他人和社会的同一。热搜榜单、网红景点、网红推荐与网言网语等的流行，表明个体“不是在调整自己，而是在不断模仿：即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5]。青少年在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所谓“时尚潮流”时，来不及停下来思考：这样的趋势和行为是否是理性的，是否是有意义的。而是跟随着网红拍同款、买同款、打卡网红景点和网红餐厅等等，“同款”成为青少年之间身份确认的符号，架起了他们之间沟通与认同的桥梁。青少年通过模仿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与归属。这种未经审慎思考的一致化就是阿多诺所反对的同一性逻辑。

　　其次，同一性逻辑又进一步规训了青少年对于正常与病态的认知，这体现于网红文化中的审美趋同。在同一性逻辑主导的话语规训下，社会的审美倾向逐渐与“标准”数值靠齐，试图与其同一。网红作为网络世界中的意见领袖，影响着大量的青少年一起“服美役”(即为了维护美貌费心费力，堪比做苦役)。此类盲目追求现代医学和审美意义上的美的行为，正通过网红文化渗透到青少年的价值选择中。他们以这样的“标准”审视他人和自己，将那些不符合“标准”的部分看作是“不正常”的、病态的。事实上，正常与病态是无法从科学上通过量化数值予以区分的。所谓的正常与不正常，由个体与社会和周遭环境的关系决定。不管是在何种环境中，一个个体只要找到了他自己的生存空间，生存了下来，即便他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少数群体也是正常的。因此，无论是否符合标准意义上的美或健康，都不是所谓的“偏离规范”，而是个体适应环境能力的差异。换句话说，“‘偏离规范’也并非‘不正常’，这本来就是生物多样性的要求”[9]。

　　从时下青少年的娱乐方式、所购买的商品、甚至追求的人生理想、所爱与所恨之物可知，网红文化在侵蚀主体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首先，网红文化与资本合谋，对物化极尽追崇，表明它已不具备文化的异化功能和超越性因素。网红文化的反文化和物化，侵蚀着青少年的理性判断；其次，网红文化的情感与表达空洞、无意义，驱使青少年进入一种集体“迷幻”状态，悬置身边的现实，追寻彼岸却忽视当下；最后，网红文化强势入侵，促使青少年盲目地模仿他人，追求与他人和社会的同一。并以此同一性逻辑来审视他人和自己，促使青少年不断规训自己以达到与“标准”的一致。在此过程中，青少年作为独立个体的否定性、批判性和理性精神被侵蚀，其主体性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