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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目前路遥作品的兴起，读者热情的不断高涨，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趋势，一系列研究成果开始问世。对路遥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于三个角度：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城乡交叉地带”这一典型环境的研究和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出现评论家与读者相背离的局面。有研究者做过相关的统计，从1986年至今出版了近80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其中，仅有16种提及路遥。而且，这16种文学史中，只有5种是出自新世纪以前。在这几种文学史中，大多只言片语的涉及到路遥的成名作《人生》，而对于路遥呕心沥血的收官之作——长篇现实主义巨著《平凡的世界》却避而不谈。新世纪以后，随着“平民文学”、“底层文学”的兴起，路遥的作品又重回研究者的视野，引发了新一轮的路遥作品。文学研究者发现这一暗涌的潜流，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等各个角度，将“路遥现象”纳入研究视野，由此生发一些关于作家文学史定位的思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普遍关注到了“路遥现象”，出现了一些研究“路遥现象”的理论成果，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路遥现象”形成原因的解读和其对当代的启示。研究“路遥现象”的相关论文主要有：赵学勇《“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发表于《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认为“路遥现象”是一种悖论的形态；汪德宁《“路遥现象”的当代启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肯定了路遥坚守现实主义的精神；杨庆祥的《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2007年发表于《南方文坛》，把“路遥现象”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中，展开对这一现象的反思；熊修雨、张晓锋的《穿过云层的阳光——论路遥及其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发表于《学术探索》2003年第3期。理论界对于这一现象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是对于“路遥现象”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梳理，这是可待挖掘之处。

　　与此同时，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梁向阳在《路遥研究述评》一文中全面介绍、梳理和评价了国内目前对路遥的研究状况。在这些研究中，不乏对路遥苦难意识的研究。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研究，二是文本研究。首先针对作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92年路遥去世后发表在《延安文学》1993年第1期上的论文。如《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高歌)、《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刘凤梅)、《扶路遥上山》（高建群）等，这些文章在缅怀路遥的同时回顾了路遥苦难的一生。其次是对路遥小说文本中苦难意识的研究。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生》中高加林形象的研究，侧重于对高加林苦难人生的解读。如《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曹锦清)、《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雷达)、《高加林形象的悲剧底蕴》(王晓红)等；二是通过对《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形象的研究，论述孙氏兄弟如何在苦难的人生境遇中实现自我价值。如《在苦难意识中展示人的内在性——侧评〈平凡的世界〉的艺术追求》（常智奇）、《平凡的世界，坎坷的人生——浅议孙少安、孙少平的形象内涵》(王霞)、《坚忍不拔的人生之旅——从〈平凡的世界〉看路遥的人生哲学与生活理想》(余荣宝)等；三是通过对小说中爱情悲剧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两性之间的爱情苦难。如《平凡女性的悲剧人生——评〈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田润叶》(韩婷)、《路遥小说爱情描写的悲剧情结》(廖晓军)等。以上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苦难的本体层面，关注的只是苦难的生成原因和文本呈现，而没有深入剖析路遥丰富、复杂的创作心理，没有从深层次上把握作家苦难意识的价值所在。弥补这些缺憾，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学者梁向阳在《路遥研究述评》一文中，对国内目前路遥的研究状况做了全面介绍、梳理和评价。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二是作家本体研究。从时间上看，路遥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1981年——1985年），这是路遥研究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品的评论。李星《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李勇《路遥论》等等。第二阶段是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一九九一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期（1986年——1992年），这一时期，评论家们一方面重点关注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丰富和贡献，另一方面研究其创作心理，形成了路遥研究的高潮，萧云儒《路遥的意识世界》等。第三阶段是路遥逝世至今（1992年以后），是路遥研究的系统化阶段，出现了一些学术专著。如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宗元《魂断人生——路遥论》等。这些研究对于路遥的创作特色，路遥文学的独特魅力，路遥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等方面都作出了深刻揭示，为路遥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些研究中，不乏对路遥苦难意识的研究。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二是作家研究。对作家的有关苦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92年路遥死后发表在《延安文学》1993年第一期上的论文。比如《回忆路遥同学》（张子刚）、《欲哭无泪——痛悼路遥》（周明）、《悼路遥》（史铁生）等。硕士文多从路遥的苦难体验入手，联系时代背景、成长经历、城乡差异等因素探讨路遥的苦难情结及其拯救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生成、发展，离不开外来文学的影响。可以说，外国文流的推动直接促使了新文学的发生。表现在文学方面，则是现代主义文学被引进中国，各种流派纷纷介绍到中国。鲁迅等新文学的代表者在创作中都表现出受外来文学的深厚影响。正缘于此，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与外来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文学史上则被称为“新时期”。朱栋霖高度概括了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演变进程，并清晰地展现了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他指出，“新时期文学的奠基是从对过去，尤其十年是‘文革’中所推行的极‘左’的文艺政策、文艺观念的凌厉批判起步的。在时代政治倡导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新时期文学担当了先锋角色”，很显然，时代政治的转折与进步不能忽视新时期文学所做的突出贡献。故而，新时期文学一方面与外来文学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始终与时代、政治紧密相联。路遥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毅然坚守现实主义，坚持独立的文学品格，孜孜不倦地践行自己的文学理念。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推崇，使其作品贯注着鲜明而浓厚的时代意识，倾注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现代派在文坛亮相，给文坛注入了活力。余华、苏童、残血、莫言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丰富了文学长廊。作家路遥及其创作为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构成元素，却鲜少收到文学史家的关注。在两部备受关注的文学史著作中，北京大学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对路遥及其作品并未提及；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评析了路遥的《人生》，对其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却鲜有笔墨。但一直以来路遥及其作品则受到读者的的强烈追捧，却是不争的事实。《平凡的世界》一度被列为“长销书”，受读者喜爱程度可见一斑。路遥接受呈现出某种“错位”的态势，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对路遥的接受和研究一直存在着某种偏离，造成了路遥的浮沉，从而使得路遥的接受过程总是置身时代的裹挟。贫穷的出身，成长的艰难环境，童年被寄养的经历，以及之后坎坷的生命历程，都使路遥对苦难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而他对于文学的喜爱与坚持，使他找到了表现苦难的方式。在其创作中，我们发现了路遥始终孜孜不倦地在咀嚼苦难。然而在苦难生活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路遥温情的笔墨，看到了他笔下主人公克服苦难的坚韧态度。从这个层面上讲，路遥尽管书写苦难，却不是为了凸显苦难，他更看重的是笔下的人物在面度生活的不幸时表现出的态度。为此，通过对路遥作品中的苦难意识分析，能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路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深刻理解路遥及其作品拓展了视野。

　　不论是在宗教神学、哲学领域还是世俗观念中，苦难都是一个有着无限的阐释空间的命题。人类承受苦难的同时也一直在对苦难进行思考。本文对苦难作如下界定：苦难起源于生命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得生命主体在现实秩序中无法得到正常、合理、顺利的发展，由此导致的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苦闷就是苦难。对于苦难，路遥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理性的、深沉的苦难意识：苦难是一种既定事实，无法规避和逃脱，相反，人们应该怀着积极乐观的心态直面苦难，在苦难的磨砺中实现理想，活出自身价值；完善道德，构建高尚人格。路遥的这种苦难意识给广大的底层民众以强大的精神支撑，激励他们在苦难的境遇中积极地、勇敢地进行改造人生、改造社会的实践。这种激励作用历经时间考验，在20年后的今天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正是路遥言说苦难的价值所在。

　　路遥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人，短短的43个春秋，他给广大的读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于路遥的创作经历，宗元在《魂断人生——路遥论》中进行了较为客观、明确的梳理，将路遥的创作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一是“文革”前，这是路遥创作的起步阶段，文体以诗歌为主；其二是1977年到1980年，路遥创作了多部短篇小说；其三是1981年到1985年，这是路遥创作的成熟期，《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优秀中篇小说问世；其四是1986年以后至路遥去世，《平凡的世界》与读者见面，宗元将这视为路遥创作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