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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家那边来杭州送外卖的有40多人，分布在不同平台，几乎没有一个人缴社保，都希望拿到手的钱尽可能多一些。”除了想要更多收入，他也有自己的打算——成为小队队长。郑鹏算了笔账，目前他了解到有两种途径缴社保：一种是成为队长，公司会缴纳社保，个人交500元，公司出1000元；还有一种是通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制度，需缴纳1000元左右，公司可以报销500元。从长远来看，后者没有前者的回报大，所以他选择再等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存在社保之困，一个重要原因是保障成本占人力成本的比重太高。如果按照职工社会保险的标准，社保成本占了约40%，对于这类就业形态来说压力太大。也有一些主观方面的原因，包括部分骑手对于风险存在认知不到位，导致他们的参保意愿受到影响。”张成刚说，按照现有数据和研究，如果按照平台所宣传的，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缴纳社保，可能导致岗位需求大幅度缩减。如果岗位需求本身不可持续的话，最终将为劳动者带来损失，也会对社会共识造成伤害。平台企业在做相关决策时应更深入地去讨论，做好更长期的规划。

　　对此，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陈靖远认为，无论双方签订的是什么名称的合同，都需要以具体用工事实作为判断。从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头部平台企业目前的积极举措来看，引导新就业形态用工的规范化，主动为具有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办理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应当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新就业形态持续健康发展，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同时也是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运行、防范规模性社会风险的必然要求。

　　在当今多元化的就业格局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不断壮大。陈靖远表示，除了探索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外，还要尽可能打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制度壁垒，比如对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否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进行积极探索。同时为所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设立最低限度的劳动保护基准，无论其所处法律关系如何，都应受到相应保护。针对纯粹自营职业的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企业或外包方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以及处于中间类型不完全劳动关系的人员，需依据不同情况和法律关系，提供适配的保护程度。